就業(yè)保障局，全稱大宋開封府，戶曹，公平就業(yè)保障局。
首任局長由大宋知名二愣子學者張載的親傳弟子，傳說比王安石還執(zhí)拗的第一二愣子，翰林學士呂大防親自擔任。
這家伙有多楞呢，他皇祐元年及第，觀政后下放做馮翊主簿，永壽縣令。
當時永壽縣治幾經遷徙，落在了一個土包子上。防御倒是完美了，就是沒水，一城幾千人天天要下塬找水。
平均一人一天用三升水，這幾千人就是十幾個立方。
人挑肩扛馬馱，費時費力，主要是沒有安全感。關中本就干，人要是憋著不喝水，很容易得腎結石。
門閥子弟掛職鍛煉，一般也就走個流程。
不出大毛病，二三年一過，找個理由調回州府郡治，就能安排進清貴位置了。
但呂大防不一樣，他非常相信老師的理論。
作為一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君子，怎么能視百姓的困苦而不見呢，那還能為天下辦什么大事兒。
找水！
當地的水把式說了，咱這地兒比周朝建立那時候還早就有人居住了，沒水，幾千年了都沒水。
最深的時候，往地下挖了十幾丈，土都經不住了。挖了塌，塌了還挖，死了好些人也找不出水。要不就咱這個塬，能不建大城大邑么。
地下水找不著，山上還沒水么？
永壽在一塊南北向的長條塬上，東西最寬處十六里，南北長三十余里，往北一直找，確實有一片山。
有山就有水，沒費多大功夫，找到好幾處水源。
最近一處離縣治也二十八里，而且水頭不大，要是經過長渠消耗，供不上幾千人的日常需求。
回衙門一計算，接兩個水源修三十五里的水渠，總造價將超過一千五百貫。
這還是發(fā)動徭役，沒人貪污的情況。
以永壽當時的財政健康水平，別說拿一千五百貫來修水渠了，就是縣衙房梁都是拿木頭斜撐著的，不知道啥時候要倒。
二愣子不聽邪啊，說沒錢咱就想沒錢的招，不能永遠沒水喝不是。
反正縣里工作也不多，他就帶著隨從沒事兒就實地考察，琢磨怎么用替代性技術降低水渠成本。
能考上進士的都是聰明人，一旦離開了書本，他們很快就能把智商用在正地方。
官方的修渠方案是挖溝埋磚，上面扣瓦。
縣里不產磚瓦，都從塬下面購買運輸，光材料成本就要八百多貫。還得出工呢，人吃馬嚼，這又是一筆費用。
他經過考察發(fā)現，咱咸陽的土結實，挖個坑再填回去，地上得留個包。
千百萬年從遙遠的中亞吹來的塵土堆積，這土地硬的跟磚一樣一樣的，撒泡尿都滲不進去。
坎井這技術他在書里見過，老家藍田也有應用。
要是能在這地方搞坎井，那成本不就下來了么。藏在地底，沒有日頭烤曬，耗損自然也就少了。
重新計算，如果不買材料，只用人工，修通三十五里的坎井，用時雖多，但成本驟降，只需三百貫就足夠了，人不值錢嘛。
可就這點錢，縣里也沒有。
財政窮得尿血，別地方麥子能一畝收一百四五十斤，他這里得把一百去了。
沒錢，那就去化緣。
呂家是藍田望族，家祖那時候當過太常博士，地方上很有名望。
家里拜了一圈碼頭，許諾了一堆利益交換，他帶著一些鐵料和面粉回到了塬上。
開工！
自己喝水咱就不深挖了，坎井就修個四尺深，多了也挖不動。
縣里百姓一看來圣人啦，自己出資給老百姓修井，咱得多大的福分，趕緊賣力氣干吧。
三十里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水渠修的像個地下通道，離地皮兒四尺，洞高五尺，上窄下寬，利于施工維修。
歷時半年，地下水渠就修成了。
當地宿老給呂大防寫萬民傘，并提議立碑記事，以后這水渠就叫呂公井。
呂大防功成名就，兩年后離開這里，火箭升職，很快調任名城大邑，成了政壇上的新星。
然而，當他一次回鄉(xiāng)探親，問起自己的發(fā)家之地時，朋友們臉上并沒有多少自豪或者祝福。永壽，永遠還是那個吊樣子。
有方便的水了又怎么樣，夠灌溉么，能支持生產么，百姓有副業(yè)可做么？
水渠，不過是苦澀中的一點甜，并解決不了實際問題。
他苦思冥想，始終不能找到答案，到底要怎樣，才能使得當地百業(yè)興旺，人們安居樂業(yè)呢。
回到藍田，他拜訪自己的老師，提出了自己的問題。
是教育么，讓人讀書識字明理；是道德么，讓人知榮辱羞恥善惡；是勤勞么，讓人奮斗拼搏不懈怠；......
到底要怎樣，才能創(chuàng)造一個孔夫子所說的“三代治世”。
張載那時候自己還沒大徹大悟，對于天地人三者的關系，或者說對于世界和個體的關系，仍然沒有完成哲學構建。
自己的定位還沒找著，怎么去洞悉如何改造世界和拯救天下呢。
他沒能給出答案！
呂大防再次回到工作的地方，他開始不斷地在實踐中去探尋，只是進展一直趨近于零。
直到，李長安出現了。
他那時候剛剛調回京師，在翰林院進修，為下一步提拔到六部兩寺做準備。
李長安先是開了廚娘學校，以一人之力，創(chuàng)建了一個超過萬人的就業(yè)市場。薪水雖然不高，八百文到一貫五，可就是這么一點錢，竟然激活了東城外的貧民窟。
他親眼所見，人們臉上的笑容多了，膚色健康了，言語間充滿了歡笑。
后來，李長安又建立了開封的勞工協會，規(guī)范就業(yè)競爭還有薪酬談判。之前靠著青皮、打手、衙差管理的臭苦力們，一下子變得講道理，有禮貌，講原則了。
不過半年時間，汴京的底層勞動者面貌一新，眼神中去掉了那種小心謹慎，猥瑣懦弱，恐懼焦慮。
他們敢于昂著頭走在路中央，敢于跟袍澤一塊談天說地，敢于對黑心的老板說不，敢于抵抗盤剝的把頭和衙差。
再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隨意欺負的臭苦力了。
一絲明悟縈繞心頭，他感覺自己要破境了。
就在那時候，李長安登報進行了“橫渠四句”新解。一瞬間，他明悟了。
天地至大，但并不是君親師最大，而是“人”最大。人，他還沒想好用一個什么樣的詞來概括，大概就是大眾的意思。
君子最大的功業(yè)不是報效君王國家，忠孝兩全，而是調和萬民，致“大眾福祉”之增加。
后來，他把目光緊緊鎖定在李長安身上，時刻關注著他的行為舉止，向他學習。
漸漸地，他覺得自己懂了。
李長安在追求一種新的公平，一種數千年來所有賢者和圣人都沒碰觸的公平，關于“活著的意義”的公平。
每個人，都有發(fā)展自己的自由，都有探索世界，完善自己生命的自由。
而這，都建立在一個前提之上。
勞動機會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