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上午，鄭儀在辦公室處理完幾件緊要的公事，看了看日程安排。
今天上午，他約了分管教育工作的副市長過來談事。
這位副市長叫沈立新，是從省教育廳基礎教育處處長崗位上提拔過來的。
他算是“空降”干部，當時省里一位主要領導對明州教育發展非常關心，親自向鄭儀推薦了沈立新，認為他專業扎實、思路活、懂政策，能好好抓一抓明州的教育。
鄭儀經過考察，也覺得沈立新雖然年紀不大，但言談舉止沉穩，對教育工作有自己的見解，便同意了省里的推薦。
沈立新到任明州兩年多，確實也干了不少事。
推動中小學搞標準化建設，一些老破小的學校校舍、環境都改善了不少；
他力主擴大優質教育資源覆蓋面，組建了幾個教育集團，讓好學校帶動弱校，盡量讓更多孩子能享受好的教育；
他積極落實省里關于隨遷子女教育的政策，在明州率先全面放開隨遷子女入學門檻，確保每一個來到明州的孩子“有學上”；
他還牽頭制定了一系列提升教師待遇、加強師資培訓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教師隊伍，提升了教學積極性。
可以說，這幾年明州教育的快速發展，包括那個高中生李向陽能夠順利在明州上學、獲得補助，背后都有沈立新的一份功勞。
在鄭儀的印象里，沈立新屬于那種典型的“專家型”干部。
做事認真、說話有條理、匯報時數據清清楚楚，很少說虛的。
但也正因為他太“專業”、太“務實”，鄭儀有時會覺得，沈立新似乎過于注重“術”的層面，比如政策落實、資源配置、硬件改善、考核指標等。
而對于“道”的層面，比如教育的本質是什么？我們要培養什么樣的人？
當前教育模式對孩子們的心靈成長可能造成哪些深遠影響？
這些更深層、也更需要情懷和擔當的問題，他似乎提得不多。
當然，這也不能全怪沈立新。
現在的教育體系里，一個管教育的副市長，最先得保證不能出事——校舍不能塌、食堂不能中毒；
其次要完成各種“硬任務”——升學率、考核評比；
至于學生心里苦不苦、成長快不快樂，這些“軟”的、見效慢的事，往往排不到前面。
周末那個名叫李向陽的高中生的話，讓他對“教育”這件事，有了更深的緊迫感和反思。
教育這事兒，恐怕不能只盯著“成績單”看了。
“咚咚咚。”
敲門聲響起。
“請進。”
門被推開，副市長沈立新走了進來。
他四十出頭，身材適中，穿著得體的深色西裝，戴著眼鏡，手里拿著一個厚厚的筆記本，表情認真而恭敬。
“鄭書記，您找我？”
“立新來了，坐。”
鄭儀指了指對面的沙發。
沈立新在沙發上坐下，將筆記本攤開放在膝蓋上，一副隨時準備記錄和匯報的樣子。
趙希言端了兩杯茶進來，放在兩人面前，然后退了出去。
“立新，最近教育工作，總體還順利吧？”
鄭儀喝了口茶，語氣平和地開場。
“總體順利，書記。”
沈立新立刻回答。
“新學期開學的準備都到位了，老師的招錄計劃在推進，有幾所新學校建設也順利，年底前應該能投入使用。”
“另外，秋季學期的幾個重點安排——教師節表彰、教學質量分析會、校園安全大檢查這些，也都提前做好了預案。”
他對答如流，看得出對整個系統的情況掌握得很清楚。
鄭儀點點頭。
“嗯，這些常規工作，你抓得不錯。”
他話鋒一轉。
“不過，我今天找你，主要不是聽這些。”
沈立新聽了這話，神色更專注起來。
“周末，我陪家人出去吃飯，碰到了一個咱們明州二中的學生，高二的。”
鄭儀把遇見李向陽的經過，以及這孩子說的話、提的建議，原原本本地告訴了沈立新。
他沒添油加醋，只是把那個高中生的話復述了一遍。
“……他最后說，他很多同學因為壓力太大，休學了，得了抑郁癥。他希望能多一點自由時間，希望學校的圖書館能有更多課本以外的書。”
鄭儀說完，看著沈立新。
沈立新的眉頭，隨著鄭儀的講述，慢慢皺了起來。
聽完之后，他沉默了片刻，似乎在消化這個信息，也似乎在組織語言。
“書記，您說的這個情況……我也有所了解。”
沈立新語氣變得有些沉重。
“當前的高中教育，尤其是像二中這樣的重點高中，升學壓力確實非常大。”
“學校、老師、家長，包括學生自己，都把考一個好大學當成唯一的目標。”
“在這種氛圍下，學生課業負擔重，精神壓力大，是普遍現象。”
他頓了頓，似乎有些無奈。
“我們也嘗試過一些措施，比如要求學校不得隨意占用學生周末補課，規定每天的作業量上限，提倡開展社團活動等等。”
“但說實話，效果……有限。”
“為什么？”
鄭儀問。
“原因很復雜。”
沈立新翻開筆記本，似乎想找些數據支撐。
“最根本的，還是評價體系問題。”
“高考的指揮棒擺在那里，全社會對升學率的看重程度，短期內很難改變。”
“學校有升學率的壓力，校長要拿這個成績說話；
老師有教學成績的壓力，這跟職稱、績效掛鉤；
家長更是望子成龍，生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
“在這種層層壓力傳導下，學生成了承受的終端。”
“我們教育局出臺的‘減負’規定，到了學校層面，很容易被打折扣，或者‘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比方說，不準周末補課，有的學校就改成‘集中自習’，或者找個外面的‘專家’來開‘講座’。”
“規定作業不能太多，老師就布置‘彈性作業’、‘建議完成’，實際上學生不寫就跟不上。”
“至于社團活動、圖書館建設這些‘軟性’的東西，在升學壓力面前，很容易被邊緣化。”
沈立新的分析很到位，也說出了這個問題的癥結所在。
這也是教育系統內部公認的難題。
聽到沈立新的分析，鄭儀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沒有說話。
辦公室里的氣氛，有短暫的沉默。
沈立新的分析，點出了問題的表象。
評價體系單一，升學壓力層層傳導，導致學校、老師、家長和學生都被綁在了高考這輛戰車上。
這沒錯。
作為分管教育的副市長，能看到這一層，并承認改革的艱難，已經算是有清醒的認識了。
但鄭儀知道，問題的根源，比沈立新說的，還要更深，更……讓人感到無力。
“立新，你說的這些，都對。”
“但這些都是‘果’，不是‘因’。”
沈立新抬起頭，有些疑惑地看著鄭儀。
“你說高考是指揮棒，沒錯。全社會都看重升學率，也沒錯。”
“但你有沒有想過，為什么高考會成為唯一的、決定性的指揮棒？”
“為什么‘考一個好大學’這件事，對無數普通家庭來說，成了關乎命運、甚至生死攸關的頭等大事？”
沈立新嘴唇動了動，想說什么，但看到鄭儀的神情，又咽了回去。
他知道，鄭書記今天叫他來，不是想聽他匯報工作，而是想跟他探討更深層次的東西。
“因為，對于絕大多數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來說……”
“高考，幾乎是他們實現階級跨越、改變自身和家庭命運的唯一希望，甚至是最重要的途徑。”
“讀一個好大學，就意味著有機會找到一份好工作，意味著有機會留在大城市，意味著有機會擺脫父母那一輩的活法，過上不一樣的日子。”
“這種希望，這種壓力，這種孤注一擲的期盼，全都壓在了這場考試上。”
“所以，他們能不拼命嗎？能不全家老小一起卷嗎？”
沈立新點了點頭，這些他當然也明白。
“但是，”
鄭儀話鋒一轉，語氣里多了一絲冷意。
“有些人，并不希望有太多的人，通過這條狹窄的通道爬上來。”
“為什么？”
沈立新下意識地問，問出口才覺得這個問題似乎有點……敏感。
“因為，爬上來的人多了，他們占據的‘好位置’，他們享受的‘好資源’，就可能被分走。”
“現有的階級固化就會被打破。”
“蛋糕就這么大，多一個人來分，每個人分到的就少了。”
鄭儀的措辭很直接，甚至有些尖銳，完全不像一個市委書記在正式場合該說的話。
但他似乎并不在意。
“所以，怎么辦呢？”
鄭儀自問自答。
“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讓這條通道，變得更窄，更難走。”
“不斷地加大高考的門檻和難度。”
“增加考試的科目，提高試題的區分度，把競爭從‘有沒有大學上’，變成‘有沒有好大學上’，再變成‘有沒有頂尖專業上’……”
“內卷，就這么越來越嚴重。”
“成千上萬的家庭，投入無數的時間、金錢、精力，甚至犧牲孩子的健康和童年，只為爭奪那幾個越來越少的名額。”
“大部分人，注定是陪跑，是分母。”
“他們的付出和痛苦，在宏觀的數字面前，顯得那么微不足道。”
“而那些……”
鄭儀停頓了一下，似乎在斟酌用詞。
“那些擁有更多資源、更多選擇的家庭呢？”
“他們當然也會讓孩子努力，甚至更努力。”
“但同時，他們早就準備好了退路，甚至……捷徑。”
“高考這條路走不通，或者走得太累，沒關系。”
“可以送孩子出國留學，鍍一層金回來，學歷有了，見識也有了，甚至人脈都有了。”
“可以利用某些‘特招’政策，比如體育特長生、藝術特長生，或者一些比較靈活的‘綜合素質評價’，讓孩子用較低的分數進好大學。”
“還有更隱秘的，直接利用關系和資源，在招生環節進行操作……”
“他們不需要像普通家庭那樣，把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一次考試上。”
“他們有無數種方法，可以繞過或者減輕高考這座獨木橋的殘酷。”
“而對于普通家庭的孩子來說，高考，就是那條唯一、狹窄、且越來越擁擠的獨木橋。”
“掉下去，可能就很難再爬起來。”
“所以，他們能不焦慮嗎？能不拼命嗎？”
“他們越拼命，競爭就越激烈，門檻就越高，通道就越窄……形成一個看似無解的死循環。”
鄭儀說完，辦公室里陷入了更長久的沉默。
沈立新已經完全驚呆了。
他沒想到，鄭書記會如此直白、如此犀利地剖析這個問題。
這已經超出了教育的范疇，觸碰到了社會結構、資源分配、階層流動這些更深、也更難言說的層面。
作為教育系統的干部，沈立新不是沒想過這些，但很多時候，他只能把它們歸為“體制問題”“社會問題”，覺得光靠教育部門解決不了。
他更多把心思放在自己職權范圍內，盡量在“公平”和“效率”之間找平衡，比如落實隨遷子女入學、推動義務教育均衡、規范招生這些事。
他認為，或許是他騙自己，能做到這些，就已經算盡職盡責了。
“書記……您的意思是……”
沈立新聲音有些干澀，他不知道該如何接話，更不知道鄭書記今天跟他說這些，到底希望他做什么。
“我的意思，不是說我們要立刻、徹底推翻現有的高考制度。”
“那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牽涉面太廣，不是明州一個市能解決的。”
“但是，”
鄭儀加重了語氣。
“我們不能因為根源難改，就對眼前的問題視而不見，或者用‘無能為力’來搪塞！”
“那個叫李向陽的學生，他說得對！”
“我們至少可以在職權范圍內，試著做些力所能及的改變！”
“去緩解孩子們的痛苦！去豐富他們的精神世界！去告訴他們，人生不是只有一場考試！”
鄭儀盯著沈立新。
“立新，你告訴我，給高中生每周多安排半天自由活動時間，難不難？”
“給學校的圖書館多配一些課本之外的、能開闊眼界的書，難不難？”
“組織一些能放松身心的文體活動，辦幾場心理輔導講座，難嗎？”
“把學校里那些‘高考就是一切’之類的標語減一減，多掛點鼓勵成長、健康向上的氛圍，難嗎？”
鄭儀一連串的發問，讓沈立新額頭開始冒汗。
“從操作上來說……不難。”
他實話實說。
“那為什么我們之前做的，效果‘有限’？”
鄭儀追問。
“是決心不夠？還是潛意識里，也覺得這些事情‘不重要’，比不上升學率那個硬指標？”
沈立不得不承認，鄭書記說中了他潛意識里的某些想法。
在內心深處，他雖然也同情學生們的壓力，但在安排工作、分配資源時，還是會下意識地把升學率、中考高考成績這些“顯性”指標放在更優先的位置。
因為這些東西，最容易被看到，最容易出“成績”。
而那些關乎心理狀態、精神成長的“軟工作”，投入大、效果慢，搞不好還要被人說“不務正業”。
“書記，我……”
沈立新想解釋，但又覺得任何解釋都顯得蒼白。
“立新，我不是在批評你。”
鄭儀的語氣緩和了一些。
“我知道你的難處，也知道整個教育系統的慣性有多大。”
“但是，現在時代不一樣了。”
“家長們的觀念也在變。他們開始重視孩子的心理健康，開始理解孩子的不容易。”
“我們不能再用老眼光、老辦法來看待這個問題了。”
鄭儀站起身，走到窗前，看著外面。
“這件事，必須認真研究。”
“但不是關起門來研究文件！”
“要真正走到學生中間去，聽聽他們的心聲！”
“要拿出決心來！”
“如果連我們這些掌舵者，都因為覺得‘難’而不敢碰、不愿改，那下面的學校、老師，就更不會有動力去改變！”
“你記住一句話——”
“今天的學生不夠健康，明天的社會就不會健康！”
“當他們帶著滿身的疲憊、焦慮、甚至心理創傷走出校園，你覺得他們會用什么樣的心態去對待工作？對待生活？對待這個社會？”
“一個充斥著壓抑和絕望感的年輕一代，會給我們帶來一個怎樣的未來？”
“這不是危言聳聽！”
沈立新感到一陣心悸。
他一直以為自己在“做事”，在“推進”教育發展。
可現在看來，他或許太糾結于方法上的“術”，而忽略了教育最根本的“道”——那就是對人的關心和培養。
“書記，我明白了！”
沈立新站起身來，臉上沒有了之前的猶豫和謹慎。
“是我的工作思路有問題！過于保守，過于注重表面！”
“我回去立刻組織人手，深入調研，盡快拿一個能落地、能見效的方案出來！”
“就從您說的那幾個具體點入手：增加學生自主時間、豐富圖書館藏書、加強心理健康教育、改變唯分數論的宣傳導向！”
“我會親自下到幾所高中去，和學生、老師、家長面對面聊！”
“阻力肯定有，但這次，我們必須拿出決心來！”
看到沈立新態度的轉變，鄭儀滿意地點了點頭。
他要的，就是這個效果。
“好！我要的就是你這個態度！”
“方案成熟后，直接報給我！”
“這件事，市委來牽頭，我來推動！”
“出了問題，我負責！”
有了鄭儀這句話，沈立新心里最后一點顧慮也煙消云散了。
“是！書記！我馬上就去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