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戴眼鏡的干部也推了推眼鏡，語氣委婉但立場鮮明：

“是啊，這個問題很復雜。涉及到分配制度的原則性問題，牽一發(fā)而動全身。”

質疑和反對的聲音立刻響起，車廂內的氣氛瞬間變得有些緊張。

趙振國看向老人。

老人始終沒有說話，只是默默地聽著雙方的只言片語，手指間的香煙緩緩燃燒，灰白的煙灰積了長長的一截。

他的目光深邃，仿佛已經穿透了眼前的爭論，看到了更遠的地方。

直到爭論的聲音稍稍平息，他才輕輕將煙灰彈掉，深吸了一口煙，然后緩緩吐出。

他沒有直接評價趙振國的話，而是用一種仿佛看透世事的平靜語氣，對在場的所有人，也是對自己說道：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嘛。”

“工廠里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要解放生產力。怎么解放？光喊口號不行。物質利益原則，是不是就完全是資本主義的？我看，未必。馬克思也說過，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

他像是在梳理自己的思路，語速很慢。

“小趙同志今天這個比方，打得很糙，理不糙。‘責任’、‘獎勵’，這幾個詞，值得我們好好琢磨琢磨。不要一聽‘獎’字，就想到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要講求工作效率，也要讓勞動者過上更好的日子。”

他沒有做出任何具體指示，但這番話，無疑是為這場爭論，也為那“驚世駭俗”的言論，定了調，不扣帽子，允許探索，讓實踐來檢驗。

車廂里再次安靜下來，反對的干部們陷入了沉思，王新軍遠遠地對趙振國露出了一個如釋重負而又充滿贊許的微笑。

專列緩緩駛入了此行的重點——一個位于東北的重工業(yè)城市。

月臺上早已戒嚴，省市領導們穿著整齊的中山裝，神情肅穆地列隊迎接。

簡單的寒暄后，車隊便直接駛向了城西，被譽為“共和國工業(yè)長子”之一的，北方第一重型機械廠。

車隊駛入廠區(qū)，仿佛駛入了一個由鋼鐵、水泥和紅磚構成的龐然巨物的體內。

高聳入云的煙囪寂靜無聲，并未冒煙。

寬闊到可以并行四輛卡車的廠區(qū)主干道兩旁，是鱗次櫛比、一眼望不到頭的巨大廠房。

這些蘇式風格的廠房，屋頂高闊，墻壁厚實，門楣上還保留著褪色的紅色標語——“工業(yè)學大慶，農業(yè)學大寨”、“抓革命，促生產”。

氣勢依舊恢宏，卻難掩一種步入中年的疲憊與沉寂。

趙振國跟在隨行人員中，走下汽車。

一股混合著鐵銹、冷卻油、煤灰和陳年灰塵的獨特氣味撲面而來，這是老工業(yè)基地特有的、沉甸甸的氣息。

廠黨委書記和廠長，兩位都是頭發(fā)花白、面色黝黑的老同志，快步迎了上來，神情激動中帶著難以掩飾的緊張。

他們身后，跟著一大群廠里的中層干部。

“首長，歡迎！歡迎您來我們廠檢查指導工作！”老書記的聲音有些顫抖，握著老人的手久久不放。

老人拍了拍他的手背，目光卻已經越過他們，投向了那些沉默的廠房：

“不是指導，來看看，學習學習。走吧，進去看看。”

一行人走進了最大的聯(lián)合車間。

車間大得驚人，足以容納幾個足球場。

陽光從高處布滿灰塵的玻璃窗斜射下來，形成一道道昏黃的光柱，光柱中塵埃飛舞。

無數臺龐然大物般的機床、鍛壓設備、天車，如同史前巨獸般靜靜地匍匐在陰影里，沉默著，大多數都覆蓋著一層薄薄的油污和灰塵。

只有少數幾臺機器在運轉，發(fā)出單調而沉重的轟鳴，反而更襯托出整個空間的空寂。

工人們穿著洗得發(fā)白、甚至帶著補丁的深藍色工裝，三三兩兩，或站在機器旁，或聚在一起低聲交談。

看到這一大群“上面來的”領導，他們紛紛停下手中的活計，站起身，目光復雜地望過來。

廠長老李在一旁引路，介紹著：

“首長，這是我們廠五三年建廠時，那邊援助的五千噸水壓機，當時可是亞洲第一！還有那邊，是我們自己仿制的龍門銑床，能加工十幾米長的工件……”

他的語氣帶著一種自豪，努力在這些沉默的鋼鐵巨物身上，尋找著往昔的輝煌。

老人默默地聽著，腳步緩慢。

他走到一臺顯然已經閑置很久的立式車床旁，停下了腳步。

這臺車床巨大無比，但導軌和刀架上已經能看到斑駁的暗紅色銹跡，像是一道道凝固的傷疤。旁邊散亂地堆放著一些半成品工件，也同樣銹跡斑斑。

他伸出右手，用指關節(jié)，輕輕敲了敲冰冷的、帶著銹跡的床身，發(fā)出“叩、叩”的沉悶聲響。

他抬起手指，看著指尖沾染的那一點點褐紅色的鐵銹末，良久不語。

整個車間的空氣仿佛都隨著他這個動作而凝固了，廠領導們的臉色瞬間變得有些不自然。

“李廠長，”老人終于開口，聲音不高，卻在寂靜的車間里異常清晰，“這臺床子，是哪年的？”

李廠長趕緊上前一步，畢恭畢敬地回答：

“報告首長，是……是五五年，第一批蘇聯(lián)專家?guī)淼模臀覀儚S同齡。”

“二十三年了。”老人輕輕說了一句，像是陳述，又像是嘆息。

他將指尖的鐵銹末輕輕捻掉，目光掃過車間里更多處于閑置或低效運轉狀態(tài)的設備，“這些老伙計，為我們國家的工業(yè)建設，立過汗馬功勞。可它們，也老了，累了。”

他轉過頭，看向李廠長和書記，語氣平和，卻帶著一種直抵核心的銳利：

“我這一路看過來，也在想一個問題。我們很多廠子，機器還是這些機器，廠房還是這些廠房，工人還是這些勤勞肯干的工人。可為什么，我們生產出來的東西，成本越來越高，質量卻有些跟不上？有些產品，放在倉庫里，成了積壓品。這，是為什么？”

這個問題，比在專列上問得更加具體，也更加尖銳。

它直接指向了計劃經濟體系下，企業(yè)只關注產值、不關注市場和效益的致命弊端。

李廠長的額頭滲出了細密的汗珠，他張了張嘴，習慣性地想匯報產量和完成計劃的百分比，但看到老人那雙仿佛能洞悉一切的眼睛，又把話咽了回去，臉色憋得通紅，最終化作一聲無奈的低語：

“我們……我們一直是嚴格按照國家下達的計劃生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