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老幺！”

    “感謝各位哥哥姐姐！”

    六個玻璃杯一共舉起來，五男一女的六名研究生哈哈笑著，把各自杯子里褐黃的啤酒一飲而盡。

    這是在月壇北街上的一家小餐廳里，戰略所84級的6名碩士生進行了第一次聚會。

    這6名研究生，有3人是通過研究生招生考試錄取的，另外3人則是由部委推薦的，算是委托培養的性質。馮嘯辰和王振斌都屬于后者，除他倆之外，還有一位名叫于蕊的女生，也是由單位推薦過來的。她今年32歲，是1972年上大學的工農兵大學生，讀研之前在國家體改委工作。這一次體改委推薦她到社科院來深造，是打算等她讀研回去之后予以重用的。

    3名通過考試錄取的學生都是男生，分別名叫祁瑞倉、謝克力和丁士寬。說來也巧，這三個人都是78級的大學生，畢業后工作了兩年，才考了研究生。這其中，畢業于京城大學的祁瑞倉年齡較大，已經是28歲了，畢業于人民大學的謝克力和畢業于浦海大學的丁士寬都是24歲，正好比馮嘯辰大那么一點點，所以馮嘯辰便成了班上的“老幺”。

    “老幺，你剛才說你原來在重裝辦工作，這個單位是干什么，怎么聽起來挺神秘的樣子？”

    酒過三巡，大家分別聊起自己過去的工作。丁士寬對馮嘯辰的經歷頗有一些興趣，便向他打聽起了重裝辦的背景。

    “重裝辦是個簡稱，全稱是國家重大裝備辦公室，負責全國重大技術裝備的研制協調工作。”馮嘯辰解釋道。

    “你們那個重裝辦，影響力挺大的，我們計委的很多工作，都要圍繞著你們的要求去做呢。”王振斌在旁邊評論道。

    “這個機構我聽說過。”祁瑞倉道，“不過，我倒是覺得，這個機構完全沒有存在的必要。”

    “老祁，你這話可過分了哈，人家小馮就是重裝辦的人，你說人家的機構沒有存在的必要，這不是當面拆臺嗎？”謝克力半開玩笑地指責道。

    祁瑞倉不以為然地搖搖頭，道：“小馮這不是已經離開重裝辦了嗎？再說了，我是對事不對人，我又沒說咱們小馮不行，我只是說這個機構過時了。純粹計劃經濟的產物，完全不適合于商品經濟的時代。”

    “哈哈，老祁，你這可是一竿子打了我和老王兩個人了。老王就是計委的，你說計劃經濟的產物不好，這不是矛頭直指老王了嗎？”馮嘯辰笑著說道。

    “我是計委的不假，可我們計委也并不是只講計劃經濟的。據說，國家馬上就要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樣一個提法，屆時我們計委的工作也會照著這個思路進行調整的。”王振斌說道。

    “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底是以計劃為主，還是以商品經濟為主，現在還有一些爭論，我們體改委的一些專家也在探討這個問題。”于蕊補充道。

    丁士寬道：“我感覺，國家的改革方向，應當是越來越偏于商品經濟的。現在農村的鄉鎮企業發展得非常迅猛，而鄉鎮企業的經營是游離于計劃經濟之外的。如何管好這一塊經濟，是一個很大的課題，我準備入學之后好好向老師們請教一下。”

    祁瑞倉道：“小丁，你的想法從一開頭就錯了。游離于計劃經濟之外有什么不好？為什么我們總要想著去管呢？按照西方經濟學的原理，政府根本就不應當干預企業的經營活動，放任他們在市場中自由競爭，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力。”

    “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這是庸俗經濟學的觀點，馬克思曾經批判過的。”謝克力在旁邊提醒道。

    丁士寬卻站到了祁瑞倉的一邊，對謝克力反駁道：“馬克思的觀點也不能當成教條，而是應當辯證地理解。列寧不就是在繼承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提出了在落后國家優先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嗎？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社會主義是應當首先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建成的。”

    于蕊道：“庸俗經濟學這種提法，我們體改委有些領導也是不贊同的。他們認為還是應當積極地學習西方經濟理論中那些有價值的內容，不可一概否定。”

    這是一個連大學生都能夠被稱為“天之驕子”的年代，研究生，尤其是社科院這種國家級智庫里的研究生，幾乎就可以算是天子門生了。馮嘯辰他們的師兄師姐們，畢業后無一例外都進了國家重要部門，并且一進去就被委以重任。在這個年代里，一個處室里能有一個研究生，簡直就像是老爺車里配了一臺法拉利發動機，頓時就能夠煥發出勃勃生機。

    有這樣光明的前途，研究生們自然也都是志得意滿，把自己當成了未來的國家精英。這樣一群人，聚在一處哪怕是閑聊，話題也都是如此地高大上，頗有一些指點江山，糞土當年萬戶侯的霸氣。

    80年代中期，正是西方政治思潮不斷涌入中國的時候。面對著國外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國內從官員到百姓，都有一種本能的自卑感。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在這個時候并不是一句笑話，而是許多人心中頗為認同的觀點。至于學術界，則出現了一種很復雜的情緒，一方面是覺得應當全盤吸收國外的學術范式，實現與國際接軌，另一方面又擔心離經叛道，走上了邪路。

    王振斌、于蕊二人都是單位推薦過來學習的，拿到學位之后仍然要回原單位去，讀研究生對于他們來說只是為了鍍金，他們并沒有去探討理論真諦的愿望。因此，對于這種理論上的爭執，他們能做的只是談談自己的見聞，至于到底是西學好，還是中學好，他們也吃不準，一切以國家的政策為指向吧。

    祁瑞倉他們三人，都是新時期的大學生，所就讀的學校也都是鼎鼎大名的，這就培養出了他們勇于探索的精神。在他們讀大學期間，西方經濟學是被冠以“庸俗經濟學”的頭銜，在課程設置中處于很邊緣的地位。老師在講授的時候，必須要反復強調這些理論并不正確，學習的目的只是為了進行批判。

    不過，話雖這樣說，那些在經濟理論界浸淫多年的老師們還是懂得西方經濟理論的價值的，他們把這樣一門課講成了西方經濟學的啟蒙課，給年輕的學子們打開了一扇理論的窗戶，讓他們接受到了西方經濟理論的熏陶。

    祁瑞倉是個非常勤奮的人，他考上大學的時候已經是22歲了，用他自己的話說，已經耽誤了許多寶貴的時光。他在大學里如饑似渴地閱讀了大量書籍，其中又尤以介紹西方經濟理論的書籍為他的最愛。西方經濟理論中那些精美的圖形和數學模型讓他有一種靈魂升華的感覺，他認為這樣的理論才代表著人間的真理，相比之下，傳統政治經濟學里那些“一頭羊換十匹布”的比喻實在是顯得太低端了。

    “當前西方經濟理論界的主流觀點是，回歸斯密傳統。斯密大家都知道吧，就是咱們平常說的亞當-斯密，寫《國富論》的那個。斯密的觀點是，政府應當只是充當守夜人的角色，不應當介入經濟活動。在這方面，做得最徹底的就是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她上臺之后，大幅度減少了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把大量的國有企業進行了私有化，還削減福利開支，使英國經濟擺脫了危機，回到了健康發展的軌道上來。”

    祁瑞倉揮舞著手臂，向新認識的同學們講述著自己的心得體會。

    “小祁，你不會是想建議咱們國家也把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吧？”于蕊略帶幾分調侃地問道。

    “為什么不行呢？”祁瑞倉卻是當真了，他說道：“于姐，你沒在基層工作過，不了解情況。現在地方上的國有企業存在的問題太多了，一個地區幾百家國有企業，半數以上處于虧損狀態。而那些鄉鎮企業，還有私人開的企業，都發展得紅紅火火的，這說明什么？咱們國家搞了這么多年的建設，發展得還不如南朝鮮這樣一個小國家，不就是因為經濟不夠自由嗎？我倒是覺得，把國有企業私有化，有助于激發它們的活力，這對于國家是有好處的嘛。”

    王振斌搖搖頭，說道：“小祁，你這種思想很危險。這些話，也就是咱們同學之間說說，你可千萬不能到正式場合里去說。否則的話，你不是能不能順利畢業的問題，而是有可能會犯嚴重的****，輕輒斷送了你的政治前途，嚴重的話，被判刑入獄都是可能的。”

    “唉，誰說不是呢？”祁瑞倉長嘆了一聲，道：“我在原來的單位里，也就是因為發表這樣的觀點，被領導列為重點監控的對象，生怕我說了什么不合適的話，給單位抹了黑。我想想，覺得沒勁，這才決定考研究生跳出來了。”

    馮嘯辰道：“老祁，我倒是覺得，你的想法有些道理，但也有些偏激了。國有企業有國有企業的長處，民營企業當然也有民營企業的長處。一個國家只有國有企業，肯定是不行的。但要像撒切爾夫人那樣把國企全部私有化，恐怕問題反而會更多。撒切爾夫人的改革，還只是剛剛開始而已，成效如何，現在說還太早呢。”

    “我對此是深信不疑的！”祁瑞倉道，“不信，咱們可以打個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