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峰縣委辦公室。
桌面上,攤開著兩份報告。
一份是柳樹洼村土地補償安置問題的“階段性解決進展簡報”。
字里行間充斥著“多方協調”、“取得突破性進展”、“部分款項已落實到位”的官方措辭。
另一份,是高啟明送來的、字斟句酌的“市委督導組工作月報(第一期)”。
篇幅不短,格式嚴謹,條理分明地羅列了“清零行動”開展以來“發現的亮點”、“推進的難點”和“需市委支持的重點”。
高啟明這個人,轉換角色后,展現出了驚人的適應能力。
他不再是那個端著架子、試圖掣肘的“監軍”,而是真正成了一個運轉流暢的“中樞協調器”。
憑借其多年在市委積累的人脈和溝通技巧,他總能精準地在市級各部門找到關鍵節點,或曉以“市委高度關注”的大義,或動之以私下情面,竟真的將不少縣里久拖不決的死結,撬開了一道縫隙。
鄭儀的目光掠過報告,眉頭卻并未舒展。
柳樹洼的錢算是要回來了一部分,但安置用地依舊懸而未決,涉及到的歷史權屬糾紛和地方保護像一團亂麻。
清水河拐賣案重啟了調查,但當年關鍵證人遷居失聯,原始案卷疑點重重,線索若隱若現,進展緩慢得令人焦心。
老水廠改造項目倒是有了接盤意向,可對方提出的條件極其苛刻,……
問題一個接一個地“解決”,卻又衍生出新的、更復雜的問題。
鄭儀靠在寬大的椅背上,閉上眼,指尖按壓著發脹的太陽穴。
這壓力不再是具體某一件事的阻礙,不再是某個對手的刁難,而是來自于他所處的這個位置本身,所賦予的、必須肩負起的更宏大的視野和更沉重的責任。
作為縣委書記,青峰縣幾十萬人口的“當家人”,他似乎突然被拔高到了一個更遼闊也更為復雜的觀察視角。
柳樹洼,不再僅僅是三十七戶失地農民的委屈;清水河,也不僅僅是五個破碎家庭的悲鳴;老水廠改造,更不僅僅是一個虧損項目的盤活難題。
他看到的,是土地管理制度在快速城鎮化背景下的滯后與漏洞,是基層治理能力在面對復雜歷史積案時的捉襟見肘,是縣域經濟在謀求產業升級時因基礎薄弱而不得不付出的高昂代價,是法治建設在基層運行的艱難,是資源稟賦匱乏地區在招商引資時無法回避的被動與犧牲……
每一個具體的“問題”,都像一把鑰匙,一旦被強力撬動,打開的門后,露出的都是整個龐大而復雜的、盤根錯節的體系性困境。
而站在縣委書記這個節點上,他既是這些問題的“解鈴人”,某種意義上,又是這盤大棋局中被“困”在核心位置的“棋子”。
他的每一個決策,都牽一發而動全身,必須兼顧無數個維度的考量:
上級的考核要求、政策的剛性約束、資源的有限邊界、錯綜復雜的人事平衡、歷史遺留的包袱、嗷嗷待哺的民生需求、以及地方發展的長遠利益……
“書記?”
高琳的聲音在門口響起,帶著一絲關切。
鄭儀睜開眼,收斂起眉宇間的疲憊。
“進來。”
高琳拿著一份文件進來,放在桌上。
“高秘書長剛送來的,是幾份關于兄弟縣市在盤活閑置國有資產、優化招商引資環境方面的經驗材料。他特意標注了其中幾個關鍵點,說可能對我們處理老水廠項目有借鑒意義。”
鄭儀拿起材料,快速掃了一眼。
不得不說,高啟明很用心,也很專業。
“知道了,放這吧。”
鄭儀放下材料,目光重新落回柳樹洼的報告上,語氣卻轉到了另一個方向:
“柳樹洼安置用地的問題,我們之前的思路是不是太窄了?只盯著鎮里那點存量建設用地。”
他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擊。
“林業局那邊的調研報告顯示,青山鎮周邊有幾片坡度平緩的疏林地,生態價值不高,但交通位置尚可。能不能考慮向上申請,做一部分低效林地的‘占補平衡’,置換出來?或者結合柳樹洼村民的技能特點,引導他們發展林下經濟,用地矛盾是不是可以轉化?”
高琳眼睛一亮:
“這個思路!確實跳出之前死磕補償款的框框了!我馬上聯系林業局和國土局,讓他們組織技術力量做可行性評估!”
“還有清水河案子。”
鄭儀的目光變得深邃。
“重啟調查是對的,但我們現在是被動跟著線索跑。省廳當年壓案的疑點,那個關鍵人物……光靠縣局的力度和人脈,恐怕觸不到核心。”
他停頓了一下。
“請高秘書長以市委督導組的名義,寫一份報告。不單是案情進展,重點分析此案當年草率處理可能存在的系統性原因,以及當前偵辦面臨的制度性障礙。請他利用市里渠道,直接報給省政法委相關領導。”
“從個案問題,上升到執法規范層面?”
高琳立刻領會。
“對。”
鄭儀點頭。
“問題本身是表象,根子在制度、在機制、在監督。我們一個縣局撬不動,那就請更高層面關注這個‘點’背后反映的‘面’的問題。”
他的思維在高速運轉,從具體的問題上抽離出來,努力俯視整個縣域的治理版圖:
“老楊頭呢?聯合幫扶小組反饋怎么樣?”
“醫藥費解決了,腿在積極治療。但他賭博的惡習……心理干預效果不好,好幾次又偷跑去鎮上賭檔,楊樹根都快急瘋了。”
高琳語氣有些無奈。
鄭儀沉默片刻。
“賭博……”
“通知縣里的派出所,對轄區內賭檔,進行一次拉網式‘打早打小’專項行動,尤其是針對那些慣犯和開設者,力度要大!”
“再通知縣民政局、人社局,聯合成立一個專門針對‘問題困難戶’的技能培訓和再就業引導小組。像楊老歪這種因身體或心理問題缺乏勞動意愿或能力的,不能只給錢治病就完了。把他們組織起來,搞點簡單的手工藝或者社區服務,哪怕象征性給點補貼也行。關鍵是讓他們有地方去,有活干,有事想,重新找到一點價值感和生活節奏!”
他揉著眉心。
“我們以前只想著解決生活困難,忽略了心理重建和社會融入。這也是短板。”
高琳快速記錄著,眼神中帶著敬佩。
眼前的書記,思考問題的維度正在悄然變化。
他不再只是就事論事地“救火”、“攻堅”,而是在解決個案的同時,有意識地梳理問題背后的共性,嘗試在政策機制層面“補短板”、“建規則”。